不可避免地，在拆迁安置上，父亲故技重施。
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，可惜卖出去一座，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。
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，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。
那年夏天征地时，撇开养猪场，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。
父亲不愿“冤情重演”，“万般无奈之下”（奶奶语），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。
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，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。
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。
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，我呆在学校，没能亲眼目睹，自然也不敢妄言。
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，我推车进门时，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。
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。
有那么几天，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。
我跑去劝她回家，母亲直瞪我：“哪轮得着你来管？”
闹剧是怎么收场的，我死活想不起来。
没准是小舅妈，没准是奶奶，也没准是姥爷，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，时间可以治愈一切。
至于安置房，当然只有一套，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——好歹额外补了5万块钱。
据我所知，至今，父亲以此为荣。
九九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。
母亲怪我脏，奶奶则说：“你心思活络了。”
如她老所言，我确实心思活络了。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，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。
照这么下去，我真担心自己未老先衰。
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，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，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，“这样会经脉逆流，疏导火气”。
于是有好几个月，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。
在这之后，我会打开房门，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，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。
我简直是个神经病。
父亲出狱的那个四月晚上，我就发了场神经。
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，连翻身、打呼噜、说话、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。
这是好是坏，我也说不准。
此外，关于“心思活络”（奶奶语），有必要说一句，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“性生活”了。
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，又在肏屄了。
那年五一节前夕，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：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。
值得庆贺！
事实证明我的忧心忡忡不是杞人忧天。
五月初的某日——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十二号，市教委组织广大中小学生上街，自发而义正言辞地抗议美帝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。
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且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游行。
其时人头攒动，彩旗飘展，口号热烈，群情激昂——如果美帝大使馆胆敢驻在平海的话，我们也一定会拿起鸡蛋和砖头把它砸个稀巴烂。
遗憾嘛，有二：其一，学生方阵被排在第二位，排在最头的是平海市法轮大法联合会，难道不应该是祖国的花朵们冲锋陷阵吗？
其二，口号喊得人口干舌燥，却连瓶水也不发。
等满身酸臭地赶到家，我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于是父亲就给我递来一瓶冰镇啤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