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牧转农耕之后带来的战斗力下滑，很大原因就在于社会复杂度的提升。
农耕是因为土地单位产出的增加，导致了对自然抵抗能力上升。
农耕生产模式下，基层最小单位朝着户靠近，一户通常少则三人，多则十余人，再多，就容易闹出矛盾，需要更强大的力量协调生产。
但还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，导致了食物获取难度稍微降低，所谓温饱思淫欲，有得吃了，人就容易起各种心思，若是一两代内还好说，但只要老太爷一走，下边立刻就因为各种原因产生冲突。
所以，农耕的组织复杂度，远比游牧更大。
也正是因为组织复杂度的提升，导致了农耕社会的单位战斗力下限稍微低，但只要组织起来了，农耕社会的集团战斗力，不仅有极强爆发，更有超强韧性。
综合来看，农耕肯定比游牧更强，但农耕社会必然导致中央集权的发展。
辛屈是用个人魅力，以及路径依赖，强行将燕国带上中央集权的。
但旧有的氏族社会遗留，会持续不断的影响燕国的发展。
基层单位战斗力的下滑，就是必然会发生的。
农耕消耗劳动力，为了约束地方不随便流动或者动荡，辛屈又加上了徭役、劳役这些工作，更是进一步挤占了部份基层力量的锻炼时间。
并且由于现在是有限中央集权，氏族依旧在地方话语权强大，强大话语权伴随的就是权力的掌握。
在他们掌控的权力框架下，腐败必然随之滋生。
腐败形式很多，但最致命的一点就是美色奢侈与沉迷享乐，这种趋势是止不住的。
必须二三代，而且还是强行督管起来读书演练的第二三代，天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并且每日灌输国家意识，礼仪规则，才能拥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心。。
也只有这样的第二三代，才能止住战斗力的下滑。
这也是为什么会有“入华夏不从礼，胡无百年之运”的说法总结。
只有生产关系匹配了生产力，才能将掌握复杂的社会体系运转。
时至今日，燕国的发展，就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突然爆发，而生产关系还未完全扭转的姿态上。
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通常是两种出路。
一，对外战争，输出矛盾，通过长时间保持战争，不断消耗第一代“入夏贵族”，将他们的权势与话语消解掉，让第二代，乃至第三代在战争中快速崛起，这样一来，国家才能有机会找到转变的方向。
而这个方向的代表，就是北魏。
北魏从代国开始，就一直在打，跟地方打，跟别国打，也跟刘宋打，整个帝国的上层军事贵族，基本上都处在消耗之中，所有社会矛盾都是累积到了冯太后时期，第二三代开始掌权的时候，才逐渐消解掉。
而第二种就是对内改革，同时镇压内乱，将地方贵族下发各地，担任地方军事集团长官，用类封建体系，弄出一堆铁杆庄稼，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军事贵族集团。
代表就是元、明、清三朝，同时也是辛屈现阶段的问题。
原因无他，就是早期军事集团要么太强，要么创业容易，要么对手拉胯。
基本上只要上边出现两条，第二种对内改革就是必然会出现的。
因为你打下的地盘需要消化。
元朝采用的是大肆封建，有限集权的行省体系。
明朝是为了整合南北被打烂的土地，用卫所模式，在地方上整理出来了一堆军事贵族，同时也促进地方生产恢复。
清朝则是元明两朝的集大成之作，入关之后，十几万八旗，拆分到地方，比明朝的卫所还稀碎，让这些披甲精锐，在地方发生叛乱的头三天，就能立刻从最近的满城、绿营快速拉出十几甲士，几百兵勇进入平叛，同时还下放权力给行省提督、总督，让他们可以在叛乱彻底蔓延开之前，全力镇压。